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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丨秦其斌:新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飛樂音響誕生的臺前幕后

2020/11/21 9:40:00 來源: 評論(0)0

股份制企業臺前幕后

1986年11月,美國客人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凡爾霖來華訪問,向中方領導贈送了一件禮品:一枚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所徽,憑這枚所徽可以自由出入紐約證交所。

作為回禮,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慕華代表中方領導贈給客人的禮物,是一張綠色的“上海飛樂音響”股票。

這張股票是飛樂音響委托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分行靜安營業部公開向社會發行的股票,共1萬股,每股50元。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金融機構第一次發行股票。

“飛樂音響”誕生和公開發行股票,成為中國全面推廣企業股份制改革的起點,也成為開放證券市場的一個標志事件。

飛樂音響首任董事長秦其斌已八十高齡,鮮少在公開報道中露面。值中國資本市場發展30年之際,21世紀經濟報道獨家對話秦其斌,其回顧飛樂音響發行股票的前因后果,認為是“非常偶然”,他未料想自己“懵懂”中將飛樂音響股票推向社會公眾,竟在中國資本市場中掀起了波瀾……

第一只股票的誕生記

《21世紀》:請介紹一下飛樂音響發行股票的前因后果,股份制的設想是如何產生的?

秦其斌:當時我是一個很普通的基層干部,也沒有什么文化、理論底蘊,社會閱歷也不是太豐富。退休了20年再回頭來看,當初做這件事的動因究竟是什么,應該是非常偶然的。

20世紀80年代初,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各單位開始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培養干部。因此我從基層調到了上海儀表電訊工業局下面的元件公司,后又很快就派我到下面企業管理整頓。那時候工業系統推行“學大慶學首鋼”,因此我逐漸踏入到國有企業或者老企業的改革潮流中,也知道了企業改革的一些思路,包括放權讓利、搞活企業等。

1983年初,我被任命為上海飛樂電聲總廠第一副廠長,第一副廠長是一個特殊的安排,意味著我是要接班的。1984年,我接任退休的老廠長成了電聲總廠廠長。那時初當廠長有些激情,想干一點事:繼續沿著老廠長抓生產、抓管理、抓效益的路子走下去,還是走出一條新發展道路?

那時社會上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是老企業、國有企業的干部工人普遍積極性都不高,所以都在思考怎么調動職工積極性。因為我之前有兩三年蹲點抓“學首鋼、經濟承包責任制”的經歷,因此,我就自然而然把這兩個命題聯系在了一起。

當時我感覺到,要把職工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主要就是要將企業的利益與職工的利益捆綁起來。

最初飛樂電聲總廠的主營業務是做電視機、收音機、錄音機三機配套的揚聲器,是該產業鏈的一個環節。后來發現低音揚聲器在市場上有著很強需求,很多發燒友喜歡低音大喇叭,因此我們就考慮把市場的需要變成一個系統商品,解決市場需求堵點。當時我還寫了文章提出引導消費、激發消費。這在當時還是有點創意的,后來變成了行業內重要論文。

這樣一來,我的初步念想是,一是把企業的命運和職工利益捆綁起來,另一個是拓展產品的價值鏈為市場開發新的需求,想著通過集資,建立企業發展的新增長點。

那么為什么會搞股份制?應該說是受到了老工商業者的啟發。

在長寧區里我們也算一個不小的廠,經常到外面去參加一些座談會。老工商業者集資入股辦企業的事給了我很大啟發,其實主要就是愛建公司的認股投資。當時飛樂總廠黨委書記是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的表弟,厲以寧的研究方向與股份制有關。因此我們向上面申請,當時還不叫搞股份制,叫集資搞新企業,用集資的辦法發展一個新產品放到市場上,就這么簡單。

所以,理論上是受厲以寧的影響,實踐上受工商業者的影響,同時自己也有經驗和改革熱情,就想做一點事。這幾個因素湊在一起就碰撞出火花。

新中國公開發行的第一只股票飛樂音響。人民視覺

《21世紀》:后來呢?

秦其斌:之后,上海工商銀行分行靜安營業部信貸科黃貴顯、強紀英也找到我,詢問集資的事情,他們提出集資需要向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申請,并且可以幫我們代為申請,同時他們也想入股加入這個新企業。

我們那時候設想這是企業內部的事情,范圍最多擴大到協作單位。后來感覺到大家對我們的事情還是比較支持的,他們提出要報告上級,于是把事情又往前面推了一把,感謝他們有魄力支持我們。此外,那個時候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已經出臺了關于社會集資的辦法,因此也要感謝龔浩成這些老學者、專家前瞻性地做了一些規則,使我們的改革可以按部就班地進行。

這件事情原本是飛樂企業內部的改革,但因為有了靜安營業部銀行方面的支持和參與,使得上海1980年代初企業改革和金融改革的兩股熱情在此形成交匯融合,產生了強烈的化學反應。

后來我們也向時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科技工作黨委書記的吳邦國匯報。吳邦國、總廠黨委書記和我曾在元件公司共事,吳邦國曾擔任副經理(注:1978-1979年,吳邦國同志擔任上海市電子元件工業公司副經理)。找到吳邦國后,他未講更多的話,但說“我支持”。

這樣一來,飛樂音響的改革就順理成章了,市里領導支持,有規則規范,社會各方支持,企業自身也有需要。我想,飛樂音響公司的改革之所以能夠在資本市場歷史上留下一筆,首先是要感謝上海的大環境,可以匯聚各方人才,給大家足夠發展空間,讓大家敢干、能干,這是上海獨有的魅力所在。

《21世紀》:具體到推進層面產生了哪些“碰撞”?

秦其斌:首先,沒想到社會反響這么大,總是有市民打電話來說也想買點股票。但企業內部是另外一種景象,當時員工工資就四五十元,像我當廠長也只有七十六元。因此要職工拿出50元、100元來買股票,有些舍不得、不踏實。

盡管我們政策很優惠,集資有保底,分紅比銀行利息高,但職工有自己想法:一方面你要他自己拿錢出來,有些舍不得;另一方面認為企業應該可以再給點優惠政策,最好通過發獎金的辦法來買股票。

當時募集資金是50萬人民幣,數額不是非常巨大。因為要為職工辦事情,就想從職工福利基金拿一部分錢出來,這是我作為廠領導可以動用的。第二是向社會集資一部分,因為反響強烈,社會集資比例是逐步增加的。本來是為職工辦事情的,結果財務年度審計的時候,按照當時的會計制度,把福利基金變成生產發展基金,從職工福利變成企業對外投資。

緊接著,我們要去工商登記,想著登記為飛樂音響公司。但工商所說,凡是叫“公司”的,需要有局一級單位的批文,一個“公司”的稱謂引來了一場很大的誤會,竟然成為觀念上、制度上的碰撞點。現在想來,這是改革初期的系統工程存在著不配套、不匹配的問題。講得自大一點,

或許是我們當時跑得太快太突然,大家方方面面沒準備好。

后來11月18日開幕式的時候,來了不少領導參加,也有記者參與。參會記者說今天我們來參加開幕式,主要是要聽市領導對股份制是怎么個提法。

向社會發行也完全是一種偶然。

當時新民晚報記者對我進行了采訪,開始我們是內部發行,但我想內部也是社會,而且還有其他單位參股,可以算是“社會”了,雙方對社會的界定不嚴、邊界不清晰。所以當時我說是向社會發行,他在報道的時候加上了“公開”兩個字變成了向社會公開發行,無意間把我們的改革又往前推了一步。

還有一件很重要事情,為了使這次股票正規發行,我們和銀行還研究了股票的刊印設計。工商銀行提出,股票的設計是需要有13個要素,需要造幣廠印制,我們就按照銀行建議去操作。之后,黃貴顯說我們要搞柜臺交易,你們股票要不要上市?我說上市就上市。當時好多職工都在問,“我買了你50塊股票,有什么用?”股票不能變現,價格也顯示不出來,對我來說也是有壓力的。

1986年,上海開始柜臺交易。

沒有這段歷史,就沒有凡爾霖這件事,也就沒有第一張股票之說,應該說工行的改革熱情與改革積極性比我們高。所以說,上海改革有自發性、又有系統性,有股票就催生了柜臺交易部,后來又催生了債券交易、流通,就逐漸形成了資本市場的雛形。

股份制改革的擴大到“老八股”上市

《21世紀》:對于飛樂音響探路股份制、公開發行,社會給予了你很高的評價,如何看待這些評價?

秦其斌:在成立的時候社會有很多的反響。大學的學者很敏感敏銳地抓住了這個信息,跑到上海來進行調查,為我們的股份制找到了理論依據;國內外媒體的采訪,也在一定程度上啟發了我;好多老師寫信表揚我,其中有一位素不相識的上海外貿學院的教授就寫來一封信,說“你是英雄,走了一條非常偉大的道路,勇氣了不得”。

其實我擔不起“英雄”的稱號,有很多默默無聞的人為資本市場改革作出了巨大貢獻,而我只是企業改革的踐行者,不經意間參與了資本市場改革。

《21世紀》:股份制改革進一步擴大的契機是什么?

秦其斌:1985年夏天的時候,時任市領導說要到我這里了解改革的情況。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當時距離音響公司成立也就過去了半年光景。當時匯報完以后,領導就提出兩個問題,一是怎么擴大改革試點,二是改革的目的要實現四個自我:自我經驗、自我發展、自負盈虧、自我約束。領導走后,我和廠里領導班子越琢磨越覺得拿不準“考慮擴大”這個詞,擴大試點是什么意思,四個自我是什么意思。

討論了三天后,突然靈光一現想到,我們飛樂電聲總廠要不要也搞股份制改革,領導是不是要我們思考國營企業、國有企業、老企業怎么改革,怎么改造。

這個思路最終得到了認可與支持。這個時候我們才吃準了深化改革的意圖,就是老的國有企業、老企業也要走股份制改革。

現在來看,飛樂音響公司自發的成分比較多,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老八股企業其實是市里面改革規劃的一部分,是自上而下的,也為后來資本市場的建立鋪路先行、打基礎。

后來,時任上海市主要領導到大飛樂做擴大股份制改革的調研,提出要對上海的“四大金剛”(上海汽輪機廠、鍋爐廠、重型機械廠、電機廠,后重組成上海電氣集團)進行股份制改造。同時市委加緊研究證券交易所法規的出臺,為1990年證券交易所的建立做思想動員、組織準備和制度準備。

此時,上海已完全做好準備,張開雙臂熱情擁抱證券市場。

《21世紀》:之后“老八股”的改革具體是如何做的?

秦其斌:第一,“老八股”(的改革)和飛樂音響是離不開的,是一環一環緊扣起來的。第二,是上海市領導有意識地推動發展,為1990年(資本市場的建立)做準備工作。

我們只做了一塊:股份制改革,后來還做了總廠的股份制改革的方案。

1985年夏天,市領導以及體改辦、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工商銀行、儀表局、財政局方方面面的人都來開會,討論飛樂電聲總廠股份制改革的方案。會上吳邦國講了一段話,一個是為什么要改革、老企業怎么改造,另一個是搞股份制、發股票可能是要冒風險的,我們也要為失敗做好準備。為什么從小企業入手,因為這個風險是可控的,萬一搞不下去了,市里有能力掌控,把社會震蕩減到最小。希望各方面大家都支持改革,這也為老八股的改革做了一個動員。

后面推動總廠的股份制改革,是由市體改辦帶領參與方案制定的,如股權結構的設計等。飛樂總廠有國家股,有集體股,還要留出一部分向社會集資——個人股。后來覺得集體股名稱不確切,缺少理論深度,賀鎬圣就提出把集體股改名為法人股,一下子內涵就擴充大了,為現在多元經濟結構、法人財產權的確立留下了空間,也為混合所有制改革奠定了基礎。

1990年以后國家股也逐漸改名為國有股,國家資產改名為國有資產,一系列名稱的修正完善表明對中國經濟形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股份結構設計中避免國有資產的流失,是當時改革的重點,國家股是不能流通的,比例上要有絕對控股;個人股不能太多,只能控制在15%。因此1990年證券交易所成立后市場流通就產生了很大問題,流通量太小導致投機操作嚴重。當時大家都怕國有資產流失、國有資產失去控制,所以改革要謹慎一點。

股份制改革還有一點是完全規范資產證券化作價評估,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了,因此我們股份制“老八股”一搞,上海中介機構一下子就發展起來,這也是資本市場很重要的環節。老企業改造,過去賬上都是機器設備,房屋設備,沒有資本和財產的概念,因此要變成資本的概念,要評估甚至重置價,這一套規范的東西都是那個時候開始醞釀發展起來的,這一步走得很重要。

另外,我感到很重要的是,那個時候最熱門的一種觀點就是國有企業上市實現私有化,但是我們始終堅持中國搞股份制不搞私有化,堅持國有前提之下逐步擴大,吸收個人的股份進來,這是我們方向性的問題,也是原則性的問題。

從“老八股”看資本市場的新陳代謝

《21世紀》:現在“老八股”的發展并不是特別如人意,是什么原因?

秦其斌:“老八股”發展不理想,沒有走到改革有序的發展道路上,或者說改革停滯了,沒有像華為等深圳企業一直往前,這是一種遺憾。

國有企業改革是很大的歷史任務,國有企業怎么改、怎么治理、怎么管、怎么發展,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對國有經濟、國有企業要有再認識的問題。

集中起來講,我感覺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法人產權的法律地位長期沒有明確起來。

盡管國有企業大股東是國家企業,但它不認為你是法人財產,它認為就是它的財產,向社會集資了以后,完全按照國有資產管理方式去做。所以我強調,法人產權的四個自我制度,尤其是獨立性和受法律剛性保護。這是歷史發展的一個過程,未來還要走一段路。現在好在《民法典》已經出來了,明確法人有產權,受到跟國有資產、私人財產一樣的保護。只有承認它的獨立性,企業市場主體才能自主經營自主發展。

第二個我們那個時代改革主要任務是國有企業的解困,但對產業結構的調整、產品結構的升級,強調得不太多,著力不夠。其次,可能我們在數字化轉變的過程中,不夠敏感。大飛樂、小飛樂雖然搞了混改,但是企業的境況沒有根本好轉。我對他們有特別的感情,預祝他們能夠鳳凰涅槃。

因此我希望通過資本市場30年的總結,上海能夠在混合經濟方面,在民營經濟方面有所突破,在國有企業改革的理念方面繼續深入,希望上海有一個更多元化的經濟形態,各種經濟形態都能夠充分發展起來。

《21世紀》:對于退市的問題你是怎么看待的?

秦其斌:首先,退市肯定是要退的,有的控股股東“搗糨糊”,掏空上市公司,最后把資產搞混了,沒有發展了。當然也有控股股東經營失敗了。這兩種情況,沒有退市也是不行的。

我們那個時代,因為上市公司不多,資產的容量不大,因此對退市很謹慎。資本市場“一進一出”(注冊制和退市制度),加上過程中的嚴加監管,市場化機制就形成完整鏈條了。

我們那個時代的資本市場還有一個特點是“ST殼”比正常的好公司還要值錢,這很不正常。但中國又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市場,上市公司有一部分是老百姓的錢。因此退市是要退,未來改革還可以更深入一點,對于大部分的企業,利用它的“殼”資源可以改造,盡可能減少股市的震蕩。

現在看來把上市公司的“殼”也當做資產的一個部分,這是中國人的創造,在這個殼的底下,注入新的資產進去煥發新生,不妨是一種思考一種途徑。

《21世紀》:對未來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發展有什么期待?

秦其斌:很有信心。

2000年我受到中央黨校的邀請,去拍一個資料片,名字是“百年民族復興之路”,我認識到,股份制改革是資本市場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民族復興的重大戰略。

對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世界資本市場高地,我是很有期待的。歷經30年,我們從一個所謂的“農貿市場”級別的資本市場,走到了國際級別的資本市場,的確是很不容易的。資本市場中核心問題是上市公司的質量問題,質量問題過關了,以后的事情才能更容易解決。

首先,我國經濟發展持續向好是可以期待的,用不了十年或者更多時間,我們國家的GDP要從100萬億元擴大到200萬億元,所以資本市場的發展是很有潛力;其次,從最初B股發展到現在,有了滬倫通、滬港通、A+H兩地上市,和國際資本市場的接軌更為緊密,中國投資者可選擇的優質資產也更多了;第三,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民從原來的儲蓄觀念轉向資產管理,更渴望優質的資產,享受資本市場發展的紅利;第四,更多的外國投資者越來越看好中國經濟發展,看好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愿意到中國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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